感光材料如何以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记录我们的生活？
一个关于马的问题
一个人想让摄影师为他的马拍一张奔驰时的照片。这个要求看起来很简单，但19世纪70年代在摄影棚里拍摄肖像照片要花很长的时间，被拍摄者需要表情严肃且一动不动地站或坐将近60秒。否则，当镜头盖打开的时候，画面中的人像就会变成模糊的重影。感光材料的局限性使得摄影师很害怕给婴儿拍照，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一扭动，就会变成照片中面色严厉的母亲腿上的一团浓雾。如果有人快速地从照相机前面走过去，他是肯定不会被拍下来的。这就是那时候摄影师无法给运动中的马拍照的原因。然而，提出这个要求的不是别人，而是加利福尼亚的洛克菲勒——利兰·斯坦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斯坦福在担任了两届加州州长之后，成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修建了横贯大陆的铁路往东的部分。他将政治与利润混为一谈，以罪恶的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斯坦福很珍视财富为他带来的马和房子，他提出给马拍照的要求也正是因为他的家。按照当时的习惯，斯坦福想给自己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像宫殿一样的宅邸拍照，于是，他聘请了来自旧金山的摄影师埃德沃德·迈布里奇。迈布里奇当时42岁，留着棕色的沃尔特·惠特曼式胡须。但很快，斯坦福谈论的内容就从他豪华宅邸的内部装饰变成了他马厩中的马。
斯坦福推测，马在奔跑的过程中会在某一刻四脚腾空，处于“无支撑通过”的状态。但他需要证据，因为斯坦福的那些百万富翁朋友纷纷取笑他的这个想法，他们认为如果马四脚离地，肯定会摔在地上。后来这种调侃升级为一个赌注为2.5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万美元）的赌局。为了挽回面子，斯坦福需要一张照片作为证据，于是他聘请迈布里奇为他拍摄。尽管迈布里奇不太确定自己能否为运动中的马拍照，但他很确定所有艺术家都希望遇到一位富有的赞助者，也想要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技艺的机会，最终一举成名。迈布里奇怀着成功的梦想，从英国来到美国，在找到他最擅长的职业之前换过多份工作。斯坦福的要求是这位摄影师能够抓住的最好机会，于是，迈布里奇用他的饱经风霜的手握住了斯坦福肥硕的手，一边摇晃一边小声说着“好的”。
迈布里奇是旧金山最出色的摄影师之一。大胆的他常去荒无人烟的地方拍照，比如太平洋海岸、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阿拉斯加。他的身体条件也很适合从事这个职业，因为健康强壮的迈布里奇常常要随身携带超过100磅的装备——拍摄和冲洗照片所需的全部东西。除了一瓶瓶化学药剂，他的装备还包括很大的木质相机、易碎的玻璃底片、水桶、用作暗室的帐篷、价格不菲的镜头和结实的三脚架。迈布里奇是一个古怪的人，他长着蓬乱的胡须和看起来常常处于震惊状态的蓝色眼睛，他喜欢独自驾着骡车到远离文明世界的地方去。
斯坦福想给他的快马“Occident”拍张照片，这匹马的速度曾引起了全国性关注。内战结束后，随着破碎国家的重建，“Occident”和一般意义上的赛马成为一项全民消遣。不仅美国被分裂成南北两个部分，发展较早的东部和相对落后的西部之间也出现了裂痕。“Occident”从一匹运土的小马成长为赛马场上的四足王子，它一举成名的励志故事让加州变得全美闻名，也让各地的人们产生了共鸣。
1872年，迈布里奇带着他的摄影器材来到斯坦福位于萨克拉门托的马厩，他试图拍下“Occident”奋力奔驰的样子。迈布里奇对玻璃底片进行了处理，目的是让它们变得对光线更敏感，能在他作为暗室的帐篷中捕捉到图像。他把糖浆状的火棉胶倒在玻璃底片上，并像端着煎锅的厨师一样来回晃动底片，使其完全被火棉胶覆盖。接着，他把玻璃底片浸在可以保留影像的硝酸银溶液中。之后，迈布里奇把底片放在一个避光容器中，然后走到照相机旁。“Occident”被套在一辆双轮马车上，车上还有一个车夫，它小跑了一英里，扬起了40英尺高的尘土。它交替抬起对角线方向的两对蹄子，以破纪录的速度——2分20秒——跑完了一英里。为了给“Occident”拍照，迈布里奇必须保证拍摄时相机里的玻璃底片是湿的，因为一旦变干它们就会失去留存影像的能力。尽管迈布里奇原本最担心的是化学药剂的蒸发问题，但现在更让他忧愁的是马的速度。
迈布里奇在拍风景照时，会设置好放有湿玻璃底片的相机，并把镜头盖取下几秒钟后再装回去。在第一次尝试给奔驰的马拍照时，迈布里奇像往常一样打开和关闭镜头盖，但什么都没拍到。在第二次尝试时，他更快地打开和关闭镜头盖，底片上出现了模糊不清的图像。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充满希望：彻底破解马奔跑真相的可能性让斯坦福非常兴奋，而把更多有自己名字的剪报加入剪贴簿的可能性让迈布里奇备感振奋。但那张照片的颜色太浅，无法印刷，要想得到一张可辨别的照片，则需要花更多的钱和更大的力气。斯坦福提供了资金，并提议将多部相机排成一行，以捕捉马在奔驰过程中的不同运动状态。迈布里奇听从了斯坦福的建议，并着手准备下一次拍摄，但有一件事打断了他的工作。
迈布里奇的私生活很复杂。他和一名女子结婚，并因此陷入了一场三角恋。在忙于为“Occident”拍照期间，他杀死了情敌，摆脱了这场三角恋，并被关进监狱。三天后，收到“无罪”判决的迈布里奇动身前往中美洲，去完成他在枪杀情敌之前受雇进行的拍摄任务。几年之后，1877年夏天，迈布里奇又开始为马拍照。他先后在萨克拉门托和旧金山进行实验，之后来到斯坦福的帕洛阿尔托畜牧场。
在枪杀情敌之前，迈布里奇通过短暂地打开镜头盖来拍摄奔跑的马，得到了模糊不清的照片。为了在玻璃底片上清楚地看到马的图像，并且像琥珀中的昆虫那样定格它的运动状态，相机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快地曝光。为了实现这一点，迈布里奇从雪茄盒上取下两块木板，制作了一个装置。他把木板水平地钉在两根小木条上，木板之间像梯子的横档一样留有2英寸的缝隙。之后，这些板条被放置在一个托架中，在这个装置里，板条可以像窗户一样上下滑动，并且通过橡皮筋来固定。然后，他把这个装置放在相机前面，让下面的板条遮住相机镜头，这样就可以拍照了。
当马跑过的时候，迈布里奇拉动一根绳子，松开那些板条，它们像断头台上的刀一样落下。缺口处会以“躲猫猫”的方式通过镜头，随即第二个板条落下，再次遮住镜头，使得光线只能短暂地进入相机。利用这个新快门，相机可以捕捉到马的瞬间运动状态，并将影像定格在玻璃底片上。拍照结束后，迈布里奇立刻把底片拿到暗室中进行冲洗。在他头顶上方，有一个用红布盖着的洞，从中透过的光不会影响成像质量。
在给运动的马拍照的过程中，迈布里奇使用的相机数量从1部增加到12部，后来又增加到24部。迈布里奇在采用高速快门的时候，需要大量光线以另一种方式进入照相机，这可以使马的形态在玻璃底片上更加“醒目”。于是，他在一段赛道上布置了一个户外摄影棚，赛道的一边是照相机，另一边是背景板。背景板被涂成白色，并且像梯子一样倾斜放置，这可以将更多的阳光反射到相机所在的方向。赛道上也撒满了白色粉末，增加了路面的反光性，从而使更多的光线进入镜头。迈布里奇巧妙利用自己身边含银的化学物质、阳光和快门，对它们稍加改进后抓拍到了奔驰的骏马。由于不断测试，橡皮筋很快就达到了快门的速度极限。幸运的是，迈布里奇从当时的技术热潮中找到了替代方案——电铃。
要想在几分之一秒内捕捉到马的影像，就必须有更迅速的快门。为了弥补弹性橡皮筋的缺陷，迈布里奇把目光转向了电。当时电器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在欧洲引起轰动的一项发明是电铃。只要按下按钮，电流就会通过电磁体，拉动铃舌，发出铃声。27岁的约翰·D.艾萨克斯是利兰·斯坦福铁路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他以这项新技术为基础，想出了一个更迅速地触发快门的方法。借助电流闪电般的速度，电磁体猛地拉动挡住快门的门闩，让它以比眨眼还快的速度落下。至此，迈布里奇的相机准备就绪了。
在地面以上齐胸高的位置，迈布里奇设置了12根横跨赛道的线，它们分别被系在那12部相机上。为了拍下马的完整步伐，相机之间的距离是均匀的。当马像冠军一样胸部撞线时，被拉长的线使相机附近的两块金属触碰到一起，电流流入电路并触发简易摄影棚中的一部相机的快门，留下一个画面。紧接着，又一根线被拉长，下一部相机的快门被触发，又留下一个画面。一连串的相机好似井然有序的射击场，它们在几分之一秒内完成拍摄，揭示了马身体中的关节结构。
这些覆盖着硝酸银的玻璃底片共同展示了马奔驰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在暗室中完成冲洗工作之后，迈布里奇高兴地走出来宣告：“我拍到了马四脚腾空的照片。”
他处理过的玻璃底片上各有一个模糊的图像，在12张照片的白色背景上都出现了马的剪影。照片显示出，在某个瞬间马确实四脚腾空。不过，他为将运动定格在玻璃底片上付出的努力，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迈布里奇拍摄下转瞬即逝的一刻，人们对拍摄和捕捉每个瞬间的渴望则变成了堆积如山的照片。
这一切都始于一匹奔驰的马。
在西海岸，当不愿意融入社会的迈布里奇在摄影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一位社会精英也在东海岸完成了对摄影技术的革新。迈布里奇的名字被载入史册，但东海岸的这位发明家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他就是汉尼拔·古德温牧师。
牧师的烦心事
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祈祷教堂，每当汉尼拔·古德温牧师布道的时候，总会有400名做礼拜的教徒挤在那里的木制长凳上。古德温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演说家，在19世纪80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教堂的钟声一样，铿锵有力、穿云裂石。这位身材高大、留着白胡子的牧师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他和自己的信众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礼拜仪式结束后，教堂里的很多教徒都会为了和他说上话、得到他的祝福或者听到他的一句智慧之言而迟迟不愿离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道结束后教徒与古德温神父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一有空当，他就从临近的门回家了。人们原本并未在意他忙些什么，直到发现他的手上布满了橙褐色的斑点，他白色法衣的底部也有类似的污渍。传言很快就演变成“主教派牧师尽管有王子般威严的仪态，手掌却像乞丐一样令人作呕”的闲话。
古德温并不理会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他推开家里的大门，吃力地爬上两段木质台阶，来到他在阁楼上的化学工作室，这里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1868—1887年，他住在位于布罗德街与府州街交汇处的普卢姆楼，离教堂仅10步远。在顶层阁楼拱形的天花板下，象牙色的墙上布满了和古德温手上颜色相同的污渍。房间的一边有一个壁炉，两侧各有一个窗户。古德温在屋顶上开了一个5英尺宽的洞，让阳光照射进来，以便于他白天进行科学实验。到了晚上，他在油灯下工作。
每当古德温的妻子丽贝卡在楼下叫他时，他都用沉默或者简短的话语作为回应。他难得从他的工作室里出来吃饭，那也是他的妻子和他们领养的几个孩子得到他关注的唯一机会。他喜欢的东西很少，只有食物、神和年龄最小会众的宗教福祉。他还在客厅里教主日学，正是课堂上的一次意外让他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待在阁楼里。
那一次，古德温想在课堂上展示与他讲的圣经故事相匹配的照片。于是，他请求会众和教区购买一套被称为“幻灯机”的光投影系统。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也获得了一些展现美国奇特风光的照片，但其中描绘《圣经》相关场景的照片很少。幸运的是，古德温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非常愿意亲自用玻璃底片拍摄与《圣经》有关的照片，并展示给年幼的信众。
19世纪80年代，进行摄影的人都要有像古德温那样强壮的体魄才行。沉重的装备既需要大象般的力量，也需要蜘蛛般的优雅，因为在随身携带重型装备的同时，还要防止脆弱的玻璃底片破裂。找到适合拍照的地方后，古德温会在一个黑暗的帐篷中取出一块很重的玻璃底片，然后把它浸泡在满满一桶对光敏感的化学药剂里，为拍照做准备。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有时他也能买到表面已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化学物质的玻璃底片。拍完照后，古德温会用其他化学药剂冲洗底片，将影像保留下来。经过一番辛劳和努力，他终于获得了可以分享给在他家客厅里上主日课的那些孩子的照片。
古德温对自己的成果很满意，但遗憾的是，他发现玻璃底片和孩子们无法“和平共存”。当他的小助手们把这些易碎的底片插入幻灯机时，玻璃总会裂开或者破碎。在很多幻灯片都坏掉之后，尽管收到了最真诚的歉意，但古德温的耐心逐渐耗尽。他开始想办法，尝试创造出足够结实且不易破损的照片。
正是这个问题让古德温在阁楼中花费了他所有的空闲时间，让他成为家人和信众眼中的陌生人，也让他的双手和衣服上沾染了污渍。他一直在努力研制一种既可以保留影像，又不会被压碎的可弯曲的塑料底片。
尽管这位虔诚的主教派牧师看上去可能不太像发明家，但他的头脑很聪明，他的双手也很擅长修补东西。1823年4月，汉尼拔·古德温出生在纽约州伊萨卡城北10英里的一个名叫尤利西斯的小镇上，在芬格湖群畔的一个农场里长大。小时候的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调皮鬼，据说他最淘气的一次是，在和父亲徒步旅行时，遭到一只被他激怒的黑熊的追赶。古德温的恶作剧从来都没有恶意，但仅凭创造性思维似乎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古德温找到他的人生方向的过程好似一只弹球的运动轨迹。1844年，他先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后来又去了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的卫斯理大学，但最终他选择了斯克内克塔迪的联合学院，并在那里学习了各种各样的通识类课程（从英语到化学）。1848年取得学士学位后，他感知到神的旨意，为了成为一名主教派牧师，他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古德温成为牧师后，曾在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工作过，之后他回到新泽西州纽瓦克定居下来，成为祈祷教堂的第五任教区牧师。
1870年，拥有10.5万人口的纽瓦克既是一个制造业中心，也是很多重量级实业家的故乡。托马斯·爱迪生在搬到宁静的门洛帕克之前，就住在纽瓦克。纽瓦克也是约翰·韦斯利·海厄特的家乡，他在赛璐珞公司研制出一种被称为“赛璐珞”的新型塑料。面世之后，赛璐珞逐渐取代了象牙，用于制造台球、梳子、衬衫领、袖口、纽扣、钢琴键和玩具。古德温认为这种大众化的材料或许也可以作为他的幻灯片的载体。海厄特出售由赛璐珞制成的片状、棒状和管状产品，以及一种清漆。他的公司位于古德温家向南一英里的纽瓦克米堪尼克街47号，古德温驾着马车去那里买了一些赛璐珞。
汉尼拔·古德温获得了研制照片底片所需的各种化学用品。他希望底片能像头发丝儿那样纤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运用了科学知识。“我上大学时学过一点儿化学知识。”古德温说，“我在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做实验，把从未组合过的化学药品和有机物混合在一起。”
古德温打算先将一块硝化纤维溶解，再让它像雪景球里的雪一样从溶液中析出，形成一个薄片。他最终也是这样做的：他先将硝化纤维溶解在液态硝基苯中，得到黏稠的浆状物，再用酒精和水稀释这种混合物，然后把它倒在玻璃板上进行干燥。所有这些成分都有助于得到纤薄的塑料片。硝基苯和酒精的角色就像龟和兔一样，硝基苯蒸发得慢，而酒精蒸发得快。两种液体的组合使得硝化纤维能扩展至整块玻璃板，并慢慢从溶液中析出，像稳定的降雪一样覆盖玻璃表面。
经过近10年的尝试（有一次还差点儿把阁楼炸掉），古德温为他发明的一卷塑料底片申请了专利。那时他刚刚达到牧师的退休年龄，正在考虑他的新生活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因为他之前很少存钱，把钱全部花在了贴补家用、救济穷人和完成化学实验上。当他看到有杂志说需要“像纸一样轻，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底片时，他确信自己的发明对摄影师来说一定有用。古德温的发明不仅满足这些标准，长长的一卷底片还能让摄影师快速拍照。他认为获得专利将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他不知道的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伊士曼柯达公司的乔治·伊士曼有同样的想法。
1887年，做了20年牧师的汉尼拔·古德温准备从祈祷教堂退休。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无法继续布道了。闲下来的古德温整天待在阁楼里，不断完善着他的底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研制的塑料底片的长度从10英尺增加到30英尺，最后达到了50英尺。很快，他就可以申请专利了。
随着1886年暴风雪灾害带来的积雪逐渐消融，在番红花盛开的早春时节，古德温完成了专利申请的收尾工作。1887年5月2日，他向美国专利局提交了题为《摄影薄膜及其制作流程》的专利申请书，在其中描述了薄膜的创意和制作方法。然而，这位牧师杰出的布道能力并没有帮助他写好这份法律文件。大多数专利申请书的篇幅都不会超过50页葱皮纸，而且语言非常精练。而古德温的申请书不管是看上去还是读起来都像《圣经》一样，这导致他的研究成果被搁置在专利审查员的收件篮里。
为了加快申请流程，古德温去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专利局好多趟，但专利局就像那些在玻璃板上进行干燥的底片一样，是不可能仓促行事的。
古德温一边等待专利局的答复，一边忙于其他发明。他还写信给照相机与胶片制造商乔治·伊士曼，请伊士曼为他的17英尺长的样品做涂层和感光处理，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创意不会被抄袭或剽窃。好奇的伊士曼在给古德温的回信中，询问了很多有关古德温的发明成果的问题。古德温将他使用的化学药剂的来源据实以告，还送了一些原料给伊士曼。对在等待专利局答复的古德温来说，这样的书信往来让时间的流逝过得很快，也让他离未来稳定的财务状况更近了一步。
在古德温提交专利申请的2年后，乔治·伊士曼于1889年4月6日向美国专利局提交了通过使某种化学液体延展并蒸发得到底片的工艺流程的专利申请。几天之后，4月9日，伊士曼公司的一名员工——化学家亨利·赖兴巴赫也就同样的工艺流程提交了专利申请。专利审查员发现古德温、伊士曼和赖兴巴赫的专利申请内容过于相似，决定按程序确认最早的发明者。伊士曼撤回了他的申请，留下古德温和赖兴巴赫一决胜负。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古德温阐明了自己的理由，还带来了1887年制作的底片样品。根据这些证据，专利局认定古德温是最早的发明者，并允许他继续完成申请流程。古德温感觉自己胜利了，但他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工作待完成。当伊士曼公司获得这项发明的优先权时，古德温还在想着“整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但他错了。
善良的古德温并不知道，他在无意中进入了一场棋局，他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企业之一。对于专利审查员给出的如何改进从而确保专利申请通过的建议，一味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古德温完全听不进去。专利审查员也为赖兴巴赫提供了建议，于是赖兴巴赫将申请书中的配方缩减到只包含一定量的硝化纤维和樟脑。而古德温未做任何调整。
1898年12月10日，赖兴巴赫成功获得了专利，而古德温的申请被拒绝了。
古德温试图挽回这一结果，他又去了几趟专利局，花光了仅有的钱，只想弄清楚怎样才能获得专利。他想要专利，或者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尽管没有任何解释，但专利审查员给了古德温一些关于如何再次尝试申请专利的建议。
专利审查员建议古德温在他的专利配方中加入樟脑，但古德温“没用过一丁点儿樟脑”，也不喜欢樟脑带来的那种“斑斑点点的样子”。然而，一心获得专利的古德温听从了专利审查员的建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在专利配方中加入樟脑的做法打开了一个法律上的潘多拉魔盒。古德温需要证明他的发明不是由樟脑和硝化纤维制成的赛璐珞，因为他不可能凭借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获得专利。这让古德温离他的发财梦越来越远，古德温一边准备着堆积如山的文字材料，一边写信给朋友说：“我不仅越来越老，还越来越穷。”
在与赖兴巴赫的专利之战中，古德温是失败的一方，并且陷入了一个不断修改和被拒绝的恶性循环当中。在1892年、1895年和1897年，他三次提交了新的专利申请，但都遭到了拒绝。1896年，古德温有了新的律师——德雷克公司的查尔斯·佩尔。佩尔在1897年提出申诉，并将申请书提交给主任审查员。出人意料的是，1898年7月8日，专利局撤销了之前的决定，这为古德温获得专利铺平了道路。古德温的律师们都能证明，古德温对专利申请书进行的所有修改都在专利配方的原始描述范围内。而且，古德温能证明他在提交专利申请时已经制造出底片，因为他在第一次接受调查期间展示过。当时乔治·伊士曼证实，他本人直到1888年还没有研制出令人满意的底片。
1898年9月14日是个星期三，75岁的古德温不顾病体，从家赶到4英里外的德雷克公司，在佩尔及其同事面前发表了庆祝他取得新专利的讲话，并发现自己仍然可以长时间地进行即兴演讲。他对律师们说，他相信“尽管众神转动磨盘的速度慢到几乎令人绝望，但他们最终通常会磨出有价值的东西”。
古德温一获得专利，就像《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去找他的歌利亚——伊士曼，打算用石头击倒这个巨人。伊士曼一直在根据古德温的配方制作底片，侵犯着古德温的专利权。佩尔及其公司控告伊士曼侵权，这让古德温离获得可让他和丽贝卡安享晚年的储备金更近了一步。佩尔和古德温草拟了一份很长的名单，列出了除伊士曼的公司之外其他使用新型胶卷的公司，为侵权诉讼做准备。当佩尔详细讲解他的策略和计划时，古德温立刻回答说：“哦，好的，好的，好的。”
他们的计划是在纽瓦克建立一家名叫“古德温胶卷和照相机公司”的工厂，生产摄影胶卷。然而，人行道上的一条裂缝改变了这一切。1900年夏天，古德温在蒙特克莱尔大道上的新家附近，从一辆有轨电车上下来时绊了一下摔倒了。他庞大的身躯（身高超过6英尺，体重240多磅）沉重地倒在地上，摔断了左腿。之后他一直未能恢复，还患上了肺炎，于1900年12月31日去世。
尽管处于“身体和精神都遭到重创”的状态，古德温的妻子丽贝卡还是接过丈夫留下的重担，建立了公司，并使其与一家更大的公司合并为安东尼和斯科维尔公司（后来的安仕高）。新公司与伊士曼·柯达公司仍有侵权纠纷，1902年还把官司打到了州地方法院。经过多次延期和上诉，1914年3月10日，这个案子以古德温胜诉而告终，古德温的继承人和公司共获得了5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2亿美元）的赔偿。古德温已经无法享受这一切了，他年老体弱的妻子丽贝卡也一样。在判决书下达的几个月之后，丽贝卡去世了。
汉尼拔·古德温为了让主日学课堂上展示的照片变得生动有趣，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终像大卫打败歌利亚那样取得了成功。这位牧师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发现摄影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孩子们拍摄照片，而是会带来很大的负担。在古德温赢得官司的几十年后，摄影技术再次陷入了纷争，它的起因尽管也和学龄儿童有关，却是一场文化斗争。这一次，摄影技术的不单纯不仅体现在摄影行业中，还嵌入了化学式。
曝光不足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妈妈们发现学校里看似单纯的拍班级合照的传统不太对劲。每年，孩子们都会为了拍摄班级合照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记录下童年的重要时刻。然而，这些黑人妈妈从孩子们带回家的珍贵照片中看到了某些东西。在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废止了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彩色照片中肩并肩坐在一起的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被拍出了不一样的效果。这些在照相机前竭尽全力保持不动的小家伙经过了底片的校正，白人孩子看上去和平时的样子差不多，黑人孩子则失去了面部特征，变成了一个个墨斑。底片无法同时捕捉到深色和浅色的皮肤，因为底片配方中包含着一个未被发现的偏见。几十年来，由于学校之前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会分开拍照，所以底片的这个缺点一直不为人所知。但随着种族隔离政策在学校被废止，黑人妈妈们发现彩色胶片把黑人小孩留在了暗影中。
2015年，两位在伦敦工作的摄影师——亚当·布鲁姆伯格和奥利弗·沙纳兰深入研究了这种旧式彩色底片，想弄清楚它为什么无法捕捉集体照中各种族小孩的模样。对底片进行测试后，他们发现“这种底片并没有进行满足整个曝光范围的调整”，而只对白色皮肤做了优化。从元素周期表成为大多数化学书的常规内容开始，专门负责提取各种颜色的化学药剂就已经存在了。在这种底片的化学成分中，元素的组合存在着隐秘的不公平性，也就是相比某种颜色更偏向于另一种颜色。这就是彩色底片中的秘密，也是班级合照中孩子们的脸看起来大不一样的原因。
在过去，拍照一点儿也不简单。风景照很难拍，不仅因为要携带很重的设备，还因为大多数化学药剂和拍摄手法都是自创的。摄影师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在拍摄加州美丽的天空和高山时，利用他自行涂覆在玻璃底片上的化学药品拍出了黑白照片。通过遮住镜头的上部，明亮的云的曝光时间变短，这样它们就不会在冲洗后看不见。一代人之后，黑白照片的拍摄技术变得系统化，弗雷德·阿契尔和安塞尔·亚当斯发明了区域曝光法，也就是用11张从白到黑的不同颜色的卡片来确定合适的曝光量。包含其中每一种色度并且有更多种色度集中在中央的构图，很有可能实现最亮的白色与最暗的黑色在一张照片中的和谐共存。然而，当摄影从早期的使用黑白两色胶片演变到使用先进的彩色胶片时，色彩的平衡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因为要尽量兼顾明暗（黑和白）和色彩（青色、洋红色和黄色）。稍稍调整某一种颜色就会影响另一种颜色，进而影响到第三种颜色。面对这样的情况，色彩科学家找到了一种让有些人的生活变得简单，却给有些人带来烦恼的方法。
色彩科学家设计了一张色彩平衡速查卡，里面有印刷业和电视业使用的颜色标准。有了它，照相机拍出的照片不管是印刷在广告牌、杂志或麦片盒上，还是出现在电视广告中，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张色卡就像诊所里的视力表一样，出现在艺术家、设计师、摄影师和摄影机操作员的工作室中。最常见的一种色卡上印着一个深褐色头发的白人女子，她拥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身后是一堆各种颜色的枕头。艺术家、设计师、摄影师和摄影机操作员的工作是，让照片或屏幕中的图像颜色与色卡中的颜色相匹配。每个拍摄对象的颜色都要根据这张色卡进行调整，就连人物的肤色也要和色卡中的女子一样白。于是，这张以模特的名字被命名为“雪莉卡”的色卡限制了人们创造其他色调的机会，致使深色皮肤很难被呈现出来。
由于使用这种标准色卡的简单决定，和雪莉肤色不一样的人拍出来都有些许问题，因为底片根据她的肤色进行过优化。这就是为什么比雪莉的肤色更青、更红或更黄的地中海人、拉丁美洲人或亚洲人，在照片中看起来就像外星人或烧伤患者一样。肤色越深，拍出来的照片就越异乎寻常，在有些情况下看起来有点儿超自然，在有些情况下肤色则会完全变黑。“这种技术以微妙的方式体现着其诞生地的意识形态。”摄影师奥利弗·沙纳兰说。在雪莉卡的影响下，模特雪莉的脸和肤色都成了美丽的标准，也使得班级合照中的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看起来很不一样。
早期用银版照相法拍摄的大幅肖像和迈布里奇拍摄的风景照片很不一样，基于受控的光线条件、特殊的化学药剂和比玻璃底片更高的分辨率，前者更擅长呈现人物形象。这使得早期在复刻某个人的长相时，摄影和其他方式被选择的机会是均等的。在银版照相法中，底片上简单涂覆一层碘化银是将人脸永久定格在黑白照片上的方法。它唯一的缺点是，拍摄对象要一动不动地站很长时间，才能让皮肤反射的光改变玻璃底片上银的化学键。由于整个化学过程很简单，而且通常可以在家完成，所以任何人都能用这种方式拍照。
废奴主义者和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将摄影吹捧为伟大的民主媒介，原因在于，和肖像画不同，任何人在他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给自己拍张照片。“即使是周薪只有几先令的卑微女仆，”道格拉斯写道，“现在也可以拥有比贵夫人甚至王室成员更完美的照片。”在19世纪，道格拉斯对这项新技术怀有很深的赞赏之情，还在演讲中称颂“达盖尔[1]将这个星球变成了一个照片廊”。尽管道格拉斯预言了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交媒体时代的样子，但在那个时代他只知道照片很重要。
道格拉斯一生在美国和英国发表过数百次有关奴隶苦难生活的演讲，这些都是他的亲身体会。他会面对着大批民众讲上几个小时，在那个电视尚未出现的年代，这很常见，人们会一边野餐一边听他演讲。他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在不做演讲的时候，他常去照相馆拍下自己帅气的面孔，让肖像照成为他的代言人，去纠正19世纪人们对美国黑人的刻板印象。
到19世纪中期，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成了当时地球上拍照次数最多的人，他的照片数量超过了马克·吐温、尤利西斯·格兰特乃至林肯。道格拉斯用他和善的面孔去回应那些针对美国黑人的不堪言论，从美国法律规定一个奴隶等于3/5个人起，[2]道格拉斯就一直试图展现出黑人最好的一面。他希望白人通过他的照片了解黑人。由于他是混血儿，所以尽管他的皮肤是黑色的，相貌却类似于欧洲人。看过道格拉斯照片的人会说他的鼻子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姿态威严，有王者气派。道格拉斯希望用自己的照片消除人们认为黑人野蛮的印象。
然而，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道格拉斯生命的最后几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胶片摆脱了“厨房化学”的状态，走上制造商大量生产的商品之路，道格拉斯第一次爱上了摄影。随着胶片制造商的标准配方从简单的化学组合变成了复杂的分子式，胶片可以聚焦于被完美捕捉的一组拍摄对象，同时忽略其他对象。
20世纪早期，研究美国黑人历史的杰出学者W.E.B.杜波依斯看到了塑造黑人正面形象的希望。比道格拉斯晚出生50年的杜波依斯发现，他生活的时代与道格拉斯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黑人拍摄照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写道，白人摄影师会“把他们拍得很糟糕”，平等地服务所有人的自制相片也变得很少。整个国家长期以来沉迷于拍照，像伊士曼柯达那样的公司用数英里长的胶片和胶片冲印服务满足了这种需求，但作为消费品的胶片在拍摄某种肤色的消费者时呈现的效果比另一种肤色的消费者要好。
道格拉斯和杜波依斯都想用照片去对抗报纸和杂志上黑人的刻板印象，也就是黑色脸孔上只看得见眼睛和牙齿的夸张形象。19世纪，随着摄影技术的发端，这种形象短暂地消失过一段时间，因为早期的黑白相片可以清晰地呈现黑人的真实形象。然而，后来出现的彩色胶片所用的化学药剂是为美化白色皮肤的拍照效果而研制的，用于拍摄黑人的面孔时则会变得曝光不足。于是，黑人脸上可辨识的特征就只剩下眼睛和牙齿，这成为让道格拉斯和杜波依斯痛恨的刻板印象。20世纪后期，这种负面形象在学校孩子们的合照中再次露出它丑陋的模样。
20世纪的新闻报道表明，彩色胶片的主要生产商柯达公司尽管意识到自己的胶片有问题，却不予理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决黑人妈妈们的投诉可能是有预见性的行为，因为那时民权运动刚刚开始。尽管黑色很美，但当时的状况难以改变。不过，当有大公司就柯达胶片大做文章并为了宣传而大量买入时，一切都改变了。两个原本没有太大关系的行业——家具制造商和巧克力生产商——对柯达胶片区别对待暗色的行为提出了抗议。
这两个行业不仅都要生产深棕色产品，还都有让人一目了然的精美细节。巧克力生产商需要用照片中各不相同的牛奶巧克力、半甜巧克力或黑巧克力去吸引顾客，家具制造商则需要用照片中的榆木、胡桃木或者橡木桌子去吸引正在构筑梦想之家的新婚夫妇。于是，柯达的员工们努力改进胶片，研发了新的胶片配方，并通过拍照进行测试，有人还因为食用拍照用的巧克力而发胖。尽管黑人妈妈们的投诉无法促使柯达公司做出改变，但这些公司的投诉可以做到。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更具包容性的彩色胶片配方进入了研发阶段，改进后的柯达金胶卷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直在市场上出售。
为了宣传新产品，柯达不希望人们关注旧胶片区别对待拍摄对象的问题，于是他们宣称新胶片能够拍摄到“昏暗光线下的黑马”。这个浪漫的描述指的不是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在19世纪拍摄的那匹奔跑中的“Occident”，而是表示较深的肤色可以在这种新胶片上完美呈现出来。这一次柯达公司消除了配方中的偏见，使得深色的家具、深色的巧克力和深色的皮肤都能被拍下来。
胶片不仅定格了影像，也定格了文化中的偏见。拍摄应该是正对着在相机前摆好姿势的拍摄对象，轻松地捕捉美好瞬间的事情。然而，在相机前摆姿势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有时还会让人觉得压抑。尽管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但美国的胶片公司及其胶片技术都在国外为邪恶的事业服务。多亏了20世纪70年代一位研究胶片的年轻化学家，这种不法行为才被公之于世，而且她做的事情产生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罪恶的拍摄
卡罗琳·亨特从课桌上抬起头，注视着她十年级的历史老师瓦尔德先生，并聆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1962年，“V先生”（学生们都这样称呼瓦尔德）一连几个星期都在努力引起学生们的注意，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从而在政治上唤醒新奥尔良的年轻人。然而，他的敦促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对这个镇上的种族隔离区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闯入者。瓦尔德先生身处白人修女和在全黑人的泽维尔大学预备天主教高中任教的黑人教师中间，他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神职人员。但在他布置了阅读讲述南非生活的《哭泣的大地》（Cry,the Beloved Country）的作业后，这本书引起了小卡罗琳的共鸣。她记住了书中的段落，把它们抄写在她的《代数Ⅱ》课本上，并在心里默默诵读。尽管这本小说反映的是8000多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种族隔离政策下黑人的苦难生活，但那些情况和她在新奥尔良的生活很像。坐公交车去上学的时候，车上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她只能坐在后面；逛百货商店看到自己喜欢的裙子时，店员会告诉她不能买；在餐馆门前停下脚步看着烤架上的汉堡包时，服务员会告诉她不能在柜台边吃。《哭泣的大地》和瓦尔德先生讲的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青少年时期的琐事取代了这部分记忆。
卡罗琳家有6个孩子，她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向她灌输了做正确的事和受教育的重要性。卡罗琳聪明开朗，可以在几乎不需要换气的情况下说上很长一段话。卡罗琳有灿烂的笑容、深棕色的皮肤和烫过的短波波头，差不多5英尺高的她对自己的大部分照片都不太满意。她考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一所天主教黑人大学——泽维尔大学，学习化学专业。她没时间参加课外活动，为了支付学费，她不得不在图书馆里上班。毕业后面对可选择的工作机会时，卡罗琳很开心能远离从小长大的地方。她可以选择的工作单位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炼油厂，新泽西州的一家制药公司，马萨诸塞州的一家胶片制造商。最后，她选择了其中尽可能往北的一个，从1968年秋天开始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公司之一——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宝丽来公司彩色摄影研究实验室的一名化学家。
在20世纪60年代，宝丽来就像20年后的苹果公司一样，是创新的代名词。这两家公司都拥有极具魅力的领导者，分别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和宝丽来公司的埃德温·兰德（据说，兰德获得专利的速度仅次于爱迪生）。兰德和乔布斯小时候都是神童，也都是大学肄业生（乔布斯从里德学院退学，兰德则从哈佛大学退学）。兰德从不阻止员工尊称他为“兰德博士”，尽管他读完大一就离开了哈佛大学，而且从未毕业。这位害羞、喜欢抽烟斗的天才白手起家创立了宝丽来公司，最初的产品是用于预防车灯眩光和在太阳镜中阻挡紫外线的偏光塑料，所以起了宝丽来这个名字。他的下一项重大突破是即时显影摄影术，这正是卡罗琳研发的技术。
卡罗琳将化学药剂混合起来，制造出后来出现在所有人的圣诞节购物清单上的产品——即时显影彩色相机。拍完照后，照片会从两个滚轴之间离开相机。相机的白色框架底部有软软的像黄油一样的糊状物，其正式名称为“goo”（意为黏性物质），它被喷到感光胶片上，完成显影。卡罗琳调制的化学混合物不到1分钟就可以使影像如魔法般显现，仿佛阿拉丁的灯神显灵。
1970年9月的一个秋日午后，卡罗琳和她新交的男朋友肯·威廉斯去吃午餐。肯是宝丽来的一名摄影师，身材高瘦，留着胡子，是个比卡罗琳年长的美国黑人。他自学成才，是宝丽来最出色的艺术家之一，凭直觉习得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技巧。他知道如何淡化和强化色彩，那就是把胶片包放在腋下暖和一下，或者放在雪里冷却一下。肯能进入宝丽来的摄影部门完全靠运气。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宝丽来工厂里，有传言说一个做过看门人的相机胶片装配工拍出来的照片很漂亮。宝丽来的一位高管看到这个人拍的照片后，就把他调到了位于坎布里奇的宝丽来总部，这个人就是肯。在那里，进入艺术部的肯负责展现宝丽来产品的美。同样是在那里，肯遇到了卡罗琳。他们简直是绝配：他高她矮，他开放她谨慎，他朴素她时髦。尽管他们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有差异，但他们就像爵士小号和鼓一样完美互补。
他们俩在坎布里奇主街上不同的建筑里工作，相距三个街区。在这个名叫肯德尔广场的地方，他们只要沿着马路一直走，然后穿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小路就能遇见对方。肯在一座现代的玻璃大厦的一层工作，卡罗琳则在奥斯本街街角的一座三层旧砖楼的二层工作，兰德博士的办公室就在一层。那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标，托马斯·A.沃森正是在这里接到了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从波士顿的一个房间打来的第一通双向“长途”电话。所以，这是一间配得上兰德的非凡头脑的办公室。
卡罗琳出发去找肯，各种气味让她灵敏的鼻子应接不暇。从实验室里飘出来的化学气味竟然有点儿好闻，类似于加油站的气味。在大楼外面，从附近工厂飘出来的气味也让她沉醉其中。从西边吹来的阵阵微风带来了新英格兰糖果公司工厂里巧克力、薄荷和根汁汽水糖令人愉悦的甜香。然而，与这些令人愉悦的气味并存的，还有来自屠宰场和轮胎回收厂的恶臭味儿。
肯的办公室是摄影师的聚集地，润滑脂铅笔、小型放大镜和金属直尺遍布所有平整的地方。两人往外走的时候，肯穿上了夹克，以抵挡新英格兰地区秋天不断下降的气温。他们一边走，一边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但他们的对话突然被打断了，因为他们在门口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东西。
公告栏上钉着一张身份证样卡。尽管照片中的脸很眼熟，但文字很陌生——“南非共和国，矿产部”。肯转身对卡罗琳说：“我居然不知道宝丽来在南非也有业务。”她回答道：“我只知道南非对黑人来说是一个糟糕的地方。”
看到“南非”几个字，瓦尔德先生在十年级历史课上讲的内容，以及青少年时期深深打动过她的那本书，就像宝丽来胶片上瞬间显现的影像一样浮现在卡罗琳的脑海中。她知道南非是地球上的一个充满压迫的黑暗角落，因此她想弄明白宝丽来为什么会在南非有业务。美国人上一次听到有关南非发生暴行的消息是在1960年，也就是10年前，当时电视上播出了沙佩维尔大屠杀（警察杀死70名抗议者）的新闻。尽管暴行在南非仍有发生，但新闻中很少提及。最近的消息来自1969年，当时联合国就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建议企业和国家“停止与南非政府合作”。
尽管人们说一张图片等于千言万语，但公告栏里的这张照片不仅没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还引发了许多的疑问。午餐结束后，他们决定着手了解更多的情况。
一连两周，卡罗琳·亨特和肯·威廉斯下班后都会去图书馆，他们想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南非的情况。卡罗琳利用她在大学图书馆勤工俭学期间练就的技能，从好几英寸厚的书和数英里长的报纸微缩胶片中找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他们发现南非是一个警察国家，南非黑人的行动受到一种通行证的控制。这种通行证是一本共计20页的装订证件，里面包含持有者的所有信息：住址、可以工作的地方和可以去的地方。一个黑人如果没有通行证，就要支付很高的罚金或者在监狱里做长达一个月的苦工。通行证的核心信息是一张用宝丽来相机拍的照片。
南非除了用通行证监控着1500万黑人的行动之外，与其配套的通行证法还像水龙头一样，依据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控制着黑人在白人聚集的市中心的进出。当农场需要人手时，通行证法就会收紧，迫使黑人留在田地里。当战争时期需要工人时，通行证法则会变松，促使黑人进入城市的工厂。当钻石矿场需要男性矿工时，通行证法会再次收紧，迫使他们留在采石场。当不再需要黑人时，他们会被送回种族隔离区或定居地，从而将白人和黑人分隔开。
1966年，宝丽来研制出ID–2相机。这是一种无须暗室或者化学药剂，就可以在60秒内生成身份证和官方文件专用的双色照片的照相系统，它让拍摄通行证和官方文件专用照片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手提箱大小的ID–2设备一个小时可以拍摄数百张照片，南非的350个通行证中心各有一台这样的相机，再加上数千箱胶片，可以轻松拍下1500万黑人的照片。这让南非在那个GPS（全球定位系统）尚未出现的时代，就可以掌握每个黑人的行踪。
1970年10月1日，星期四，在阅读了他们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南非的信息之后，肯拜访了他在总部认识的一位高管，并汇报了他了解到的一切。在这几周里，卡罗琳和肯的调查热情越发高涨。然而，管理层的反应很冷淡，他们一开始自称不知道公司是否在南非有业务，之后又说即使有规模也很小。他们要求肯收集更多的信息，再开一次会进行讨论。但肯不想听这些敷衍的话了，因为他掌握了宝丽来在南非有业务的确切证据，他只想看到实际的行动。他认为这件事已经急迫到不容做进一步讨论的程度了，尽管公司在10月3日组织了第二次会议，但肯没有露面。他和卡罗琳决定为此做些什么。
10月4日，星期日，他们俩来到卡罗琳所在的宝丽来奥斯本街实验室，在门卫室签了到，并带进去一叠纸。在来实验室之前，他们借了一台打字机，设计了一张清楚介绍宝丽来在南非业务情况的传单。然后，他们去布鲁克林街上的激进报纸《老鼹鼠》那里，用油印机复印出许多份传单。伴随着吃力的“吧嗒——吧嗒——吧嗒”声，带着墨香的传单一张接一张地印出来。进入实验室后，他们把一部分传单贴在了宝丽来的公告栏和厕所隔间门后，把剩下的传单放在了高管专用的停车场。之后，他们在门卫室签退离开，去享受他们余下的周末时光。
星期一早上，肯从卡罗琳在布鲁克林街的公寓接上她，走到她的办公楼前时他们看到有灯在闪烁——坎布里奇和宝丽来警局的警察正在那里等着他们。警方之所以高度警惕，部分原因是美国由于频繁的反越战抗议活动和当年5月肯特州立大学发生的枪击事件而处于戒备状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传单内容不容忽视，首先是正文中使用了黑豹运动的一则标语，其次是他们最后在页眉处匆忙写下“宝丽来在60秒内囚禁了黑人”。
宝丽来的高管们像受到孩子挑衅的无原则父母一样，最终还是允许卡罗琳和肯继续上班，并希望他们不再胡闹。
卡罗琳·亨特和肯·威廉斯自称“宝丽来革命工人运动”（PRWM）先锋，他们按照瓦尔德先生讲过的民权行动计划，正式发起了旨在敦促宝丽来退出南非的运动。对宝丽来的这两位黑人员工来说，想改变公司的发展方向无异于用小船去推动油轮。但宝丽来很注意保护自己的企业形象，这个弱点使得整件事演变成一场争取舆论支持的斗争。宝丽来筑起了一道“防御墙”，像推倒耶利哥之墙一样推倒它则是PRWM的任务。
10月6日，宝丽来公司发起反击，给所有员工发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没有向南非政府出售过照相机，管理层也坚称公司在南非“没有公司，没有投资，也没有员工”。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事实。宝丽来在南非有一家分销商——弗兰克和赫希（私营）有限公司，这家在10个城市设有分销渠道的公司从1959年起就成了宝丽来的代理商。宝丽来于1938年进入南非，通过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获利，在更早的时候还有另一家分销商——宝丽来兹南非公司为其销售产品。于是，肯和卡罗琳用另一份传单驳斥了宝丽来的声明。
接下来该宝丽来出招了。然而，10月7日，肯和卡罗琳发起“突袭”，把他们的运动从散发纸质传单升级为一场政治集会。当天中午，在科技广场549号宝丽来总部的露天广场，200多位观众在椴树下听了卡罗琳·亨特、肯·威廉斯和克里斯·恩塔（在哈佛大学神学院就读的南非黑人）的演讲。当天早些时候，宝丽来给所有员工发了第二份备忘录，态度有所改变，声称公司从1967年以来只在南非出售了65台ID–2相机，而且它们只被用于军事目的。但恩塔是证明宝丽来产品在南非被用于办理通行证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告诉观众，宝丽来的书面声明是“一纸谎言”。
尽管PRWM的人数很少，但影响范围很大，因为它利用积极分子形成的人际网络和媒体去传播消息。报纸、新闻通讯社和电视新闻节目都渴望得到重磅新闻，卡罗琳和肯恰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在集会上，PRWM提出了他们的诉求。他们用宝丽来公司的信笺给兰德博士写了一封信，希望宝丽来能撤出南非，公开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并将公司在南非获得的利润用来捐助解放运动。10月8日，卡罗琳、肯与宝丽来的管理层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激烈讨论，他们反复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并不断抛出有关他们雇主罪行的事实。10月9日，肯被解雇了。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宝丽来和PRWM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网球比赛”，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10月20日，肯去州议会大厦拜访了众议员切斯特·G.阿特金斯，给了他一些传单，并向他报告了坎布里奇最大雇主的所作所为。10月21日，宝丽来发布新闻稿进行回应，声称公司从1948年起就拒绝与南非合作，并着手研究如何停止在南非的胶片销售业务。接着，PRWM打出了一记“ACE球”，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抵制宝丽来的活动，呼吁人们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不要购买宝丽来的相机和胶片。宝丽来利用感恩节前后一场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营销活动予以“截击”，并解释了公司在南非的运营情况。尽管PRWM无法匹敌宝丽来的高额宣传费用，但他们一直在制作和散发传单。
在下一个回合，宝丽来直接“上网”，向媒体宣布将根据他们秋天在南非通过一项研究得出的建议，于1971年1月“在南非开展一项实验”，提高弗兰克和赫希公司黑人工人的工资，并为155名黑人员工提供教育奖学金。PRWM用新的传单“击球过网”，指出那项研究不可能弄清楚南非黑人究竟想要什么，因为黑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是会被判死刑的重罪。此外，南非法律不允许工厂中的黑人获得比白人更高的工资，而且黑人们认为教育是政府对下等人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
为了制止卡罗琳的行动，1971年2月10日，宝丽来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个下雨的冬日，通知她无薪停职。2月23日，由于卡罗琳不肯让步，公司解雇了她。尽管她失去了一份月薪980美元的稳定工作，而且在两年时间内不得不领取每周69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但她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正义的事业上。她会买每枚16美分的邮票给“思想正确”的组织（比如教堂和大学社团）寄简报，告诉他们如何对抗宝丽来。她一边找工作，一边和肯一起“在清晨和深夜”发传单。
随着抗议声越来越大，加入的团体越来越多，这场运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宝丽来和埃德温·兰德在哪里，哪里就会举行抗议活动。1971年2月2日，星期二，兰德受邀于下午2点在纽约希尔顿酒店大宴会厅举办的应用物理协会年会上做科学主题演讲，卡罗琳·亨特和肯·威廉斯也参加了。他们受激进物理学家的邀请，在兰德上台演讲前表达了对宝丽来技术的担忧，此举显然激怒了兰德。“我对他们生气的原因是，”因两人的到来而备感震惊的埃德温·兰德说，“他们妨碍了我的个人目标。”2月3日，卡罗琳·亨特和肯·威廉斯在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3月8日，当埃德温·兰德在哈佛大学进行有关色觉的技术演讲时，受PRWM影响的大学生要求他先谈谈南非黑人，否则就不让他发言。
理性的埃德温·兰德更愿意待在实验室里，他对公司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全球政治了。尽管他在实验室里充满灵感，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但他对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并不积极。1971年，兰德在向股东们介绍宝丽来在南非的新业务计划时说：“你们必须做小规模的实验。”他还说：“自然科学的作用是教社会科学如何没有负罪感地失败。”兰德最终将会明白，科学家不可能把自己的研究与研究成果的应用割裂开来，而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就像互相搓洗的两只手一样，在彼此协同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在卡罗琳和肯第一次张贴传单的7年之后，宝丽来终于撤出了南非市场。卡罗琳·亨特和肯·威廉斯以成为巨人鞋里的小石子的方式，点燃了这场革命，大学和教堂也通过出售宝丽来的股票施加了额外的压力。迫使宝丽来撤出南非的最后一件事发生在1977年，有人发现宝丽来在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向南非政府出售相机和胶片。弗兰克和赫希公司的员工英德鲁斯·拿度发现了一张收据，上面显示有几箱未贴标签的胶片被送到南非政府，并通过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名叫“穆勒药房”的药店完成付款。宝丽来的撤出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开启了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进程，纳尔逊·曼德拉后来还去美国向阻止南非黑人进一步被控制的PRWM表示了感谢。
我们创造的技术并不是无害的，它们的应用也不总是为了更大的福祉。像胶片这样的技术就能反映出当时的一些问题、信仰和价值观。
相机胶片的问题不仅限于一家胶片制造商。柯达的胶片无法给学校里的黑人孩子拍照，宝丽来的即时显影胶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人们发现用宝丽来ID–2相机拍摄的照片颜色很暗，原因在于这款产品最初是为中产阶级的白人顾客设计的。为了弥补产品的不足，宝丽来在相机背后增加了一个面部提亮按钮（或者叫“增强”按钮）。一按下这个按钮，闪光灯的亮度就会增加。在不用增强按钮的情况下，肤色深的人除了白色的牙齿和明亮的眼睛以外，脸部的其他细节在照片上几乎看不到。宝丽来之所以增加这个按钮，是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黑人占多数的南非市场上获利。
2015年，在伦敦工作的摄影师亚当·布鲁姆伯格和奥利弗·沙纳兰对这种增强按钮进行了研究。“黑色皮肤会多吸收42%的光线，”布鲁姆伯格说，“而这个按钮恰好会使闪光灯增亮42%。”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体验到深色的吸热性：沙滩上的游客通过穿着浅色衣服来保持凉爽，越深的颜色吸收的热量越多。光线的吸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增强按钮似乎可以在拍摄时照亮深色皮肤的原因。
这种技术偏见产生的影响持续至今，数码相机的硅像素仍然无法很好地呈现深色皮肤。此外，一些遵循算法指令的网络摄像机也无法识别和追踪黑人的面孔，但在面对白人时可以轻松做到。当肤色差别很大的情侣想一起拍照时，常会发现一个人拍得很好，而另一个人成了一团阴影。爱情或许是盲目的，但技术不该如此。
底片、相机以及其他技术的创造者所经历的一切，让他们默认了一种行为标准。换句话说，他们不问为什么就默认了“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学者们将这种偏见描述为不加鉴别地完全接受某种准则，而且它已经渗入了我们口袋里的手机。但这并不是照相机的错，它们只是在按照人类编写的代码行事。
这些设备反映出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一些偏见，进而传达了一种文化价值观。随着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几乎无处不在，它们为谁而生又为谁变得更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我们的初心是，确保不断进步的技术能留住我们真正想留住的东西。
[1] 达盖尔：法国物理学家、画家和实用照相法最早的发明家，1839年向法国科学院展示了达盖尔银版（照片）法。——编者注
[2] 此处指：根据美国1787年宪法，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3/5予以确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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